“黑手机”小老板陈琛(化名)最近神清气爽，他的出口生意正日渐红火。

        上个月他接了一笔生意，给非洲的一个小国提供两万部手机，一下子赚了六七十万元。陈琛对此心满意足——那是一款低端手机，若在国内卖一部最多挣个十块钱，而卖到非洲却一部赚了30块。

        陈琛是深圳一家手机组装厂的老板，像他这样“作坊式”的大大小小的手机加工厂密布珠三角。按照业内流传的说法是，仅深圳宝安、龙岗一带就“不下千家”。

        和很多同行一样，陈琛生产的手机背负着“黑手机”的名分。就在去年10月，随着国家取消手机生产核准制，“黑手机”终于得以“正名”，但生存状态却越来越差。“大约在去年下半年，国内‘黑手机’市场开始饱和。”陈琛说，从那时开始，在国内平均每做五款机型，只有一款能盈利。

        随着今年原材料和人力成本的增加，黑手机的利润一再压缩。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黑手机”单机利润平均被压缩了60%—80%，不少手机单部利润只有10元钱，最低甚至只有5元，这让陈琛觉得日子没法过。

        2007年10月的一天，陈琛做出了从业以来首次重要的战略转型——转战海外市场。如今陈琛每月的出口量大约为10万部，他告诉记者这在业内只算得上中等，深圳像他这样转战海外的黑手机还有很多，最大的出口量每月可达30万部。

        4月19日，在广交会波导手机的展柜前，这家号称中国最大国产手机出口商的一位国际业务部人士向记者透露：“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国内‘黑手机’出口量陡增，尤其在东南亚、印度、非洲等市场，可谓遍地开花。”

        原本在国内市场遭“黑手机”挤压而被迫出海谋生的国产品牌厂商们，现今在海外市场再度与老“冤家”狭路相逢。“国内市场的惨烈历历在目，我们的压力是空前的。”上述人士唉声叹气。

“黑手机”出口路径

陈琛的首笔海外生意来自一家印度的经销商。

        “印度市场对于廉价的低端手机需求很大，这正是我们的优势所在。” 陈告诉记者，很多在海外做“黑手机”贸易的都是华人，他的第一个客户就是一位浙江老板，在印度做贸易多年，当地渠道甚广，“第一单双方都做得很谨慎，就1万多部。”

        陈表示，1万部是圈内的“起步数”，单月最多的能做到30万部，价格分低端和高端机型，从30美元到100美元不等。陈的首笔生意，赚了大约30万人民币，“利润是国内市场的三到四倍。”

        数倍于内地市场的利润，激发了大批中国“黑手机”的海外掘金梦。而有着大量低端廉价机型需求缺口的印度、迪拜、非洲等地，则成为“黑手机”出海的首选市场。

        很少有买家会从内地直接进货，而有着自由贸易港多种关税优惠的香港，成为国内“黑手机”厂商与海外经销商的交易中转地，这与“水货”手机入华途径颇为相似。

        记者调查获悉，除了少量通过陆运“夹带”外，大量的“黑手机”通过水路批量走私入港，再经香港转运至海外的终端销售市场。知情者透露，仅该环节就可逃避17%的关税，这让原本低价的“黑手机”在国际市场上更有价格优势。

        某国内品牌厂商的海外市场部人士向记者抱怨，在印度市场，类似的一款机型公司压低了利润才卖4000卢比一部，而“黑手机”在街对面叫卖3000卢比。“这让我们很难堪，我们实在玩不过他们。”他抱怨道。

        深圳采访多位业内人士估算，去年中国出口海外的“黑手机”应超过3000万部。“自有品牌的数量上，‘黑手机’的出口已超过了品牌厂商。”陈琛说。

        而来自赛迪咨询的一份统计显示，去年，国产品牌手机厂商的出口量大约在4000万部，如果刨去大量的贴牌、代工机种，自有品牌的手机出口量不足2000万部。

        据业内人士估计，在海外市场的利润远高于国内市场的现状下，“黑手机”的出口呈现加速态势，“今年超过1亿部应该没问题”。